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征。“明体”揭示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本质规律，“达用”廓清国家文化治理的实践方略，“体用贯通”让理论与实践在相互促进中实现螺旋式跃升，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性发展，从而实现对文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与实践性布局的有机统一。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观及其方法论的深化，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器相济”思维范式的传承转化。
“明体”阐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主旨
一般来说，“体”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指的是根本原则、本质和内在目的等。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要旨是其“明体”特质的重要表现。
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的中华民族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根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展现其时代特质。一是对中华文化根脉的创造性激活和创新性演绎，为中华文化的现代化赋予了根本逻辑。例如，数字化技术让敦煌壁画从戈壁荒原走向五洲四海，故宫新型文创项目让尘封百年的文物“活起来”，中医药积淀的经验哲理与现代医学技术发展融合共进，这些实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深刻内涵的生动诠释。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巩固文化主体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它指引新时代中华文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传承根脉，以革命文化为精神纽带，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前进方向，发展出“传统—红色—现代”的“三位一体”的时代价值体系。这种建构在多维度文化主体性重塑之上的文化自信成为驱动中华民族推进全领域创新的深层动力。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明交流互鉴的全球倡议，向世界人民展现了开放包容的中国智慧。新时代中华文化拥有“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独特魅力，这种海纳百川的文化特质，既摆脱了狭隘的“文明冲突论”，也有力反制了被长期纵容的“文化霸权”，为人类文明进步特别是后发国家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新范式和新智慧。
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人民性。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以“人民性”为根本价值方位，既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汲取文化养分，又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核心宗旨，在守正创新中将人民文化发扬光大。一是中华文化是扎根于人民的文化。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出，新时代的中国文化创作要打破“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的区隔，始终把人民放在文化舞台的中央位置。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当前，各个自媒体平台大量涌现的“草根诗人”“乡村主播”，正是对这一深刻论断的呼应。二是为人民服务是中华文化建设的根本旨归。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导下，各个艺术剧院推出的低价惠民门票让高雅艺术成为亲民文艺，乡村“山歌”在革命老区的红色旅游中转化为城市居民传唱的大众“金曲”。这种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建设，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惟邦本”思想的当代延续，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根本属性的时代表达。三是人民为中国文化创新提供不竭动力。随着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深入贯彻，更多的非遗传承人在直播间传授一项项中华传统技艺，全民运动热情被一个个“村BA”运动赛事所点燃。这些文化创造创新不仅体现了国家文化服务对人民群众精神需求的精准回应，更让“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文化发展生态顺势生根滋长。
“达用”着力解决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的实际问题
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中，“用”主要指由阐明本体而展现出来的“功能”“功用”，以及由此衍生的具体方法和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以实践导向破解文化发展难题，以现实需求引导理论创新，再将文化理论重新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实践方略的优秀品质。这一品质贯穿于新时代文化建设从价值导向到目标设定再到路径选择的全过程。
以“两个结合”为法宝解决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困境。一是“两个结合”通过科学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系激活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弥合了“传统断裂”。它坚持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创新过程中，从中华优秀传统思想中寻找响应现代社会实际需求的“他山之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例如，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现代性解读，使其真正融入当代精神图谱，对当代社会人际关系构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二是“两个结合”以文化自信重塑了当代中华文化的价值根基，扭转了“主体性缺失”。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挖掘传统文化中历久弥新的卓越理念，为以巩固文化主体性来应对意识形态斗争复杂性独辟蹊径。三是“两个结合”以制度实践推动生活融入，纠正了“知行脱节”。它强调对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理念进行恰当引导，将抽象的价值理念认知转化为具体的日常行动共识和生活规范，并依托多层次、立体化的制度设计与安排，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承发扬与再创新，让文化现代化在“知行合一”中不断迈向新台阶。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守正创新辩证统一给予了深刻注解和精准表达。一方面，这一思想强调要“守文化之本根”与“创表达之形式”相统一。例如，它在推动敦煌文化数字化、非遗技艺产业化过程中坚持文化主体性，使传统文化通过“两创”不失本色地焕发出崭新生命力。另一方面，这一思想立足中国又放眼世界。例如，文创工作在其指导下通过“数字藏经洞”全球共享、影视作品本土化译制等实践，既提升文化自信又破解了“有理说不出”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难题，让中国文明与世界对话和中华文化思想价值成功输出高度统一起来。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达用”彰显于其强大的实践效能。习近平文化思想通过系统回答新时代文化建设“怎么办”，为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擘画了基本框架与整体布局，彰显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品格。在战略谋划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着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具体部署层面，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作用贯穿文化工作各领域全过程，不仅推动文化事业与产业繁荣发展，健全文化传承和创新体系，更引领文明交流互鉴迈向新高度；在文化法治层面，这一思想引领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正是在它指导下将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纳入法治保障轨道的重要举措；在文化治理层面，这一思想为制定完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供了重要遵循，首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作出专题部署；在文化产业层面，这一思想为统筹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建设与市场规制提供了基本思路；在文化交流层面，这一思想提出通过“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机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文明赓续进步提供了多元文明共生的中国方案。
“体用贯通”体现在本质性认识和科学性方略的相得益彰
“体用贯通”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基于唯物主义视域的“体用”统一思想意识——“体用不二”观念，它展现了中国人对“体用一源”的深刻认识，强调“体”与“用”同时并存、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思想武器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体。从“两个结合”的理论突破到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创新，再到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谋篇布局，它在文化理论创新与文化发展实践之间依循“双向赋能”的协同治理逻辑，让重大观点与战略部署始终呈现“体用贯通”的协同效应，从而将理论联系实际推向新高度，并在“守正不泥古”与“创新不离宗”的辩证统一中持续巩固文化主体性，开辟出文化自信自强的新境界，进而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汇入了深妙的东方智慧。
从“明体”到“达用”：文化发展理论中的本质性认识为文化建设方略提供了科学依据。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文化发展理论科学体系（明体），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实践（达用）提供根本性、系统性指导。这一思想加强了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引领作用，它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形成的新时代中华文化发展哲学为魂脉和根脉，于“明体”之中确立了价值坐标、揭示了客观规律、提供了方法工具，并为文化建设的制度设计、技术应用、资源调配等环节提供需要遵循的科学逻辑，实现了从“自发探索”到“自觉建构”的飞跃，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指导文化实践的新境界。也就是说，该思想建构的卓越理论体系为文化建设的实践坐标夯筑了稳固锚点，把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知转化为了科学的行动规划和高效的实践工具，从而让文化现代化建设实践条理井然，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照亮了新时代中华文化跨越式发展的康庄大道。
从“达用”到“明体”：文化建设实践的检验与校正让文化发展理论实现了精准完善。习近平文化思想重视“达用”对“明体”具有反哺作用。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达用）不仅是理论（明体）的检验场，更是理论再创新的驱动引擎。文化发展理论通过实践反馈、经验总结与问题倒逼，能够在“实践—认识—再实践”的螺旋式上升中得以持续完善，从而让其科学体系具有动态适应性。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运用这种“以用促体”的辩证思维，始终扎根于文化建设的实践沃土，在解决现实问题中实现理论的自我革新与境界提升。首先，文化建设实践的验证结果、问题反馈和经验总结为调试文化发展的理论化形态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依据。其次，文化建设中不断显露的现实矛盾是不断推进文化发展理论突破的策动源和催化剂。再次，文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从文化建设的基层创新中提炼出来的。最后，文化发展的理论之树必然要从文化建设的实践沃土中生长出来。
“明体”和“达用”相互贯通：文化发展理论联系文化发展实际的永续升华。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体用互动”，让“明体”（文化发展理论）与“达用”（文化建设实践）双向赋能、螺旋上升，构建了理论与实践协同创新的新范式。这一重要思想体系既不是单一的“理论指导实践”，也不是单向的“实践修正理论”，而是通过“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动态循环演进机制，实现理论建构与实践验证的深度互嵌与高度融合。在两者的相互激进、不断整合中，文化发展理论因被实践所校准而更具科学性，文化建设实践则因理论指引的精确性提升而更具系统性，从而让文化治理效能与文化哲学境界实现同步跃升。概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让文化发展理论先导与文化建设实践品质达成了协同进化，让文化建设实践创新与文化发展理论突破实现了相互促进，它通过体用互动循环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文化治理的超越性质变，为开创人类文明的崭新形态提供了新范式。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用’逻辑关系和实践价值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24&WZD06）
